TUhjnbcbe - 2024/9/14 16:49:00
片面之词□陈超在当下诗坛，说自己“原创”不需要勇气和想象力；但要说自己在创造性地转化传统，则需要巨大的勇气和想象力。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言说“反传统”，反而激发了国学的新思路；今天的知识分子高喊“民族性”，我看到的却是“民族性”的消失。现代性，对诗而言不应是个价值判断词语。李白、杜甫的诗，就诗人亲历的历史语境而言，同样具有“当代性”。由于对过往的历史语境是无法“继承”的，我们今天追求现代性，无非是要解决语言与扩大了的经验之间的矛盾关系，使语言更为有力地在现实经验中扎下根。诗是本真经验与语言之间彼此发现、彼此纠正的紧张关系的恰当解决。从这点看，我们和古人有相同的见解。追求现代性不应造成我们与古人之间的屏障，而应是通道。近年来，中国先锋诗歌基本是沿着“祛魅”的精神路线运行的。就具体历史语境而言，它有一定道理。“祛魅”背后的真正动力是物质主义时代的平面化历史生活。以往支配诗人的整体话语、宏大抒情，或本质主义、绝对精神书写，有赖于一个“文化共同体”的集体视阈。而当下，这个文化共同体已然解体，它的魅惑力和感召力也就同步消陨了。这虽不必是“应然”之事，却是无法回避的“已然”之事。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，都不会对此没有觉察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采取“鸵鸟战术”，为自己虚构一个超越性的诗歌乌托邦，继续写你的“纯诗”或“终极关怀诗歌”。但是，这样的写作很可能对时代生存真相一无所触，甚至它也不能真切地对称于你的内心，诗歌在此就变成一种话语遣兴，一种“我比你们高雅”的语言表演了。但是，问题还不仅于此。在我看来，对共性的超验题材的“祛魅”，不等于对诗歌本身话语魅力的取消。我们完全可以在回避乌托邦写作的前提下，保持诗人个人内在世界的深度。乌托邦符码的瓦解，应带来个人诗歌话语的自由和幽邃感，而不是将诗歌寄生在芜杂散漫的语言平面上，冒充什么“后现代”。一个真正的诗人，在任何情况下，其天职都是要揭示生存，回应历史，眷念生命，流连光景，闪耀性情，尤其还要为发现语言幽暗的、纤敏的机枢而效力，使机杼触动，使之发光，使之鸣响。别忘了，在今天，“祛魅”的诗歌也是文化驯服的组成部分。“庸人引导的社会”的主要特点之一，就是“祛魅”。人们说电视、网络延伸了我们的感官。岂不知它们也代理了我们的感官对世界的鲜活体验。我感到，80年代的诗，再有缺陷，也还有大自然的各种气味，90年代至今的诗，总有一股子电脑壳散热的气味。诗歌是否开阔常常不是由读者多少决定的，我看到恰好是那些“大众诗”其意蕴极为狭窄、枯燥。有些诗人的“灵气”“飘逸”是由贫乏而成就的，有些诗人的“含混”“复杂”同样如此。他们是走运的家伙。但是，他们骗不过少数真正的内行。小说家是将人家的故事说给人家听还向人家要钱的人。诗人是将自己的心灵故事（或“事故”）说给人家听并打算要钱的人。由于自己的故事未必精彩，因此，现在的诗人有意表演自己的生活怪癖，自我戏剧化。废话诗欲从功利桎梏中解放，却变为废话的打工仔。科技和市场时代的物品，可进入大脑却很难进入情感，这可能也是诗歌干燥的原因。艾略特的《小老头》，不能用来构造中国的小老头。潮流算什么？鲤鱼跳龙门，从来都是逆潮流而上。有诗人总是指责批评家是“老好人”，你好我好他也好。但我看到，诗人间彼此的评论，更充满曲意承欢乃至肉麻的吹捧。搞笑的是，在这点上，一流诗人和三流诗人都不怕丢脸，完全一样！其实，我听到的对诗人最真实、最干脆、最准确的评价，是在我们私下“说别人小话”的聚谈中。那可能是一部很不相同的诗坛排行榜……你懂的。我看到，有的诗，意在塑造诗人自我的形象；有的诗，却展示了诗自身的魅力。后者更靠谱。如果一位诗人四十岁后还在表演个人魅力，这位诗人就已经废了。读诗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聆听、体验、对话、磋商、周旋、嬉戏……好的读者也是一首诗的“来生”。偶读废名某日日记，道其“上午读莎士比亚、李商隐，下午读庾信、哈代”。难怪，连他的小说都是“绝句与哈代的融汇”。说滥了的话：“沉默的大多数。”别忘了，你个人的内心也有“沉默的大多数”。诗应该准确地用词，最好同时注意到该词的词典意义和你个人“语义偏移”的双重准确性。如果无力兼顾，就首先考虑词典意义。这样，你能够发挥的范畴就是结构了。它可以使你的诗至少落入中品。中品是不好的，但比蒙事还好一点。诗应为诗而存在。它应不但有能力回避仿哲学的“深度”，也要有勇气藐视写“日常生活”这个新的权势话语。它是，也应该是语词的探询、欢愉和伤感，并不借助艺术之外的力量，发现那些只能经由诗歌艺术发现的东西，而不是其他。诗大约在每五行之内应有细节，不要被情感和智性蒸发掉诗句的“质感”。但五行之后，应切断这个细节，否则它太“面”了。你应转换或变奏，使诗有“呼”有“吸”才舒服。当然，是自己写得舒服。别人是否舒服，你管不着。诗应有绝对的完整性。但不是起承转合。也许最完整的诗才最有张力，不完整的吉光片羽只是被动漂流，不是张力。我承认写作有“灵感”这回事，也有“迷狂”。但一旦进行两行后，你应立即醒来。诗人是干活的人，他为活儿本身的质量而存在，不为干活的动力与功用而自我感动。如果写诗一定会教导人一些什么，我倾向于认为，它使人懂得羞愧。一个长时期牛气冲天的诗人，他又会真正说出点儿啥呢？应有对自己诸多败笔的羞愧；应有对自己有成千上万天真或蒙昧的拥戴者的羞愧；最后，还应有对自己有羞愧之心而自我感动的羞愧。我只把有羞愧之心的人作为朋友交往，他们使我觉得世上因为有写诗这回事而变得干净一点。不懂羞愧的诗人，只是我的“诗友”，低于“朋友”这个——我要说是——冷暖自知的词。刻意追求本土性的诗一定是坏诗，但好诗一定有本土性。二流或二流以下诗人，才只使用“诗的字眼”。对于其他文类的写作者，我们会称之为小说家、散文家、剧作家，或笼统称之为“作家”。但对为诗者，汉语里却有个饶有深意的特殊的称呼，曰“诗人”。可见，真正的诗，一定要与“人”融为一体。诗人，诗/人，不单是指写诗的人，他还应是一个独抒性灵、具有纤敏的特殊感受力、让个体生命在语言中扎下根的人。我们也眼见着不少写诗的人，写了几十年甚至一辈子，脑子够用，熟能生巧，也貌似掌握了一些写作技巧，但最终还是在诗歌之外。他们没有个人独立的感兴、感悟，对生命中诗性的观照与表达，殊少领会。以人为一切中心的观点有可能破坏人与整个自然的和谐关系。与人类在其他方面一样，在诗歌中，相信人可以凌驾于自然之上的立场，有如一个不灭的“宗教”。从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、现代主义乃至某些后现代主义诗歌，在这点上，虽改头换面却又有一脉相承之处。将主体的体验“移情”于大自然，将自然变为隐喻，既打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，但同时又可以说是扭曲甚或关闭了自然本身的神奇、博大。面对大自然，我们的时代（诗歌）是否太喧嚣太自以为是了？是否缺少足够的宁静、谦卑、感恩和领受？“对不可说的，要保持沉默。”而可说的，往往又是不必说的。我不想像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，矫情地、过河拆桥地说“翻译体”败坏了我们的诗歌的语感。就我们这代诗人而言，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现代诗创作，我们一直大大地受益于汉译外国现代诗歌。人们总爱援引弗罗斯特的话：“诗，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部分。”他指的可能是诗的语感和口气，以及某些特殊的难以转述的“原型”语象。其实弗罗斯特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，殊不知，诗还有在翻译中得到的东西呢。当一种语言被转换成另一种语言，如果足够幸运的话，它会获得这种陌生语言的力量。像是一个“陌生的投胎者”，它会使原文发生变化。我曾听一位兼通英、中语言的汉学家说狄兰托马斯的诗，在汉语中比在英语中似乎要精彩。对译诗而言，不少中国诗人从一开始心里就极为清楚——我看的是译诗，只是译诗。我欣赏的是被转换为汉语后，它仍不失为一首好诗的诗，而不是什么不加引号的“诗本身”。由此可以区分两种对译诗的阅读期待：为了学术的，和为了激发创造力的。对学术研究来说，凭译诗去研究其话语方式、修辞特性，无疑是严重不靠谱的，学者理应面对原文，有一分把握说一分话。但对一个诗人来说，比如我，很清楚自己看的只是一首翻译成汉语的诗歌，它对我可能会起到一种陌生的激发创造力的作用，而原作的幽微之处很可能不在这里。比如从译诗里，我时常受到外国诗人独特的视点、结构，特别是“可写材料”的广阔范畴的启发——我或许能有把握地说，三十多年来，正是外国现代、后现代诗启发了我们可写资源的丰富，而不再是简单的“比德”“抒情”。我心里明白，阅读译诗就像从背面看刺绣，我们不可能真正得到原作的细部纹理和光泽。但不要忘了，可能还有另一种情况，在转换一种语言时，出色的译者往往会赋予它对称于我们母语的语言光泽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“看到的”其实是我们母语的绣品，而不是毡垫。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现代诗，其灵感源泉、诗学系谱主要是德、法象征主义（隐喻、暗示、象征、对音色的特殊